侯大利道:“一方面破案有时就得靠运气,大家都是内行,这一点我不讳言。另一方面,机遇总是给有准备的人,没有准备,机遇真的来了,也会成为睁眼瞎。”
卢克英坐在后排,一直在留心听两人的对话,等两人停下来了,才道:“我全程参与了这三起案子的侦查,该做的,我们都做了,调查走访也非常细致。我个人支持侯组长的做法,没有新思路,要想破案确实很难。我有一个小问题,侯组长为什么要带队走访居委会,莫非认为居委会有可能得到最关键的信息?”
侯大利道:“程森、景红、赵代军、杨梅以及他们的家人有什么异常情况,居委会的同志比我们更清楚。”
卢克英锁了锁眉毛,没有再说话。湖州刑警支队侦办此案时,杨梅和景红都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,因此支队将她们排除在外,没有深挖细查。他默想着两个女同志杀害丈夫的可能性,下意识地摇了摇头。
越野车很快来到居委会。
卢克英担任过多年的区刑侦大队副大队长,管着大案中队,与居委会经常打交道。他来到居委会时,一名中年女同志已经等在办公室了,她热情地招呼几位侦查员喝矿泉水。
居委会主任不是干部编制,实质上是政府各部门在最基层的延伸,政府的多数政策需要居委会落实。没有点儿本事,居委会主任很难坐稳这个位置。杨主任看起来不漂亮,就如寻常市井中的普通中年妇女,说起话来却头头是道,安排工作干净利索。
打了几个电话后,杨主任笑呵呵地道:“程森家和赵代军家都在我们的居委会,住在不同小区。我们居委会是湖州最大的居委会,共有五千多户,接近两万人,占了老城区的十分之一。我已经通知几个居民小组长和楼长,他们最了解程家和赵家。小组长和楼长都是治安积极分子,你们想问什么尽管问,他们知道什么都会说。”
社区民警也来到居委会,与卢克英打过招呼后,道:“我只熟悉程森,他就在我负责的辖区内。”
侯大利道:“程森和景红的夫妻关系是什么状况?”
社区民警想了一会儿,道:“我没有听说他们之间有什么矛盾,至少没有反映到我这里。”
杨主任道:“我们居委会设有调解委员会,等会儿也要来人。据我所知,程森和景红没有找过调解委员会。”
社区民警道:“程森为人本分,从来没有惹过事。他是做生意的人,逢人便是三分笑,偶尔喝了酒后,见到我更是傻笑,还非得让我抽烟。在一次扫黄过程中,我们抓到了正在接受按摩的程森。除了这一次,他几乎没有进过派出所。那一次扫黄,程森坚持不认为自己是嫖娼,因为他只是进行了手交,也就是俗称的‘打飞机’。这个到底算不算嫖娼,争议还挺大。不同地方的公安对此理解不一样,公、检、法对‘打飞机’的理解也不一样。我们后来就以罚款处理了程森。”
谈话间,陆续有人来到居委会。半小时后,赵代军和程森所住楼房的居民小组长、楼长,以及居委会调解委员会的老同志都来到居委会。
侯大利简要说明此行目的后,道:“今天我们过来和同志们交流,没有带什么框框,就想听一听大家对程森和赵代军两起案子的看法,包括两家人的家庭关系、朋友关系、日常生活中比较特殊的细节,都可以谈,越详细越利于我们破案。”
侯大利过来开座谈会,核心是调查景红和杨梅对丈夫和家庭有“冷漠感”的原因,但是,他没有把真实意图说出来,只是撒下了一只拦河网,希望能够在这只网中拦下一条大鱼。来参加座谈的人都是中老年人,他们有的是熟悉程森家庭的,有的是熟悉赵代军家庭的。
第一个发言的是个啰唆的老头儿,说的是车轱辘话,没有啥价值。
卢克英出去上厕所时,社区民警跟了出去。
社区民警递了一支烟给卢克英,道:“省里的专家都很年轻啊,和我想象的不一样。”
卢克英道:“嗯,确实年轻,侯组长是整个命案积案专案组中最年轻的。”
社区民警道:“他们破得了这三起杀人案吗?我感觉他们使用的办法也不神奇,让一群老太太、老大爷开会,有什么用?如果他们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,我们早就知道了。”
两人抽了烟,回到办公室,第一个发言的老同志仍然在发言,不过已经离题万里。侯大利没有打断老同志的发言,听得很仔细。居委会杨主任终于忍不住了,打断了老大爷的发言,道:“大家发言围绕着赵代军和程森的家庭情况,别扯其他的事情。”
老同志又讲了几句,这才道:“赵代军的事,我就不讲了,你们说嘛。”
第二、第三个发言人讲的事情都没有什么价值。
第四个发言人是一位老年妇女,她口音很重,牙齿又掉了几颗,说话漏风。侯大利全神贯注地去听,才能听懂一部分。
老年妇女神情很激动,道:“程莽子硬是该挨雷劈,三天两头打自己的老婆,下手好狠。我有一次亲眼看见,硬头青(一种竹子,硬度高)都被打断了,刘永芳躺倒在地上,用一根板凳护住脑壳,要不然,肯定被打死了。”
侯大利道:“程莽子是谁?”
有人介绍道:“程莽子就是程森的爸爸。老太婆,让你讲程森的事情,你怎么又扯到程莽子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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